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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萬!滬首例知識産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一審落槌

2021年10月08日 |來源:看看新聞Knews

因認爲對方生産、銷售的同款健身器材侵犯自身注冊商标,一家外國企業來華将國内某運動器材有限公司訴至上海浦東法院,除要求對方停止侵權行爲外,還訴請賠償包括律師費、公證費等在内的經濟損失300萬元。

2019年9月6日下午,上海浦東法院對本案作出公開宣判,認定被告侵權獲利逾100萬元,且其商标侵權行爲符合《商标法》關于懲罰性賠償的适用要件,遂判決全額支持原告訴請。

本案是上海首例知識産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上海浦東法院的判決對新《商标法》實施後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适用條件審查、賠償基數确定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對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注冊商标遭假冒權利人無奈來華起訴

原告某外國企業訴稱,公司主要從事運動器材的生産銷售、健身課程的推廣,擁有多項發明專利,并在中國多個商品和服務類别上注冊了涉案商标。通過廣泛銷售健身器材,以及組織、推廣相關的健身培訓項目,涉案商标已在中國消費者中具有相當的知名度。

然而,原告發現,2018年3月,被告在某展覽會上銷售使用了涉案商标的同款健身器材。同時,被告還通過微信商城、工廠現場售賣等多種方式進行推銷。原告認爲,被告使用的商标與涉案商标标識完全相同,且商品類别亦與原告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同,已構成商标侵權。

事實上,早在2012年,被告就曾侵犯原告知識産權,經原告發送警告函後雙方簽訂和解協議,被告承諾不再從事侵權活動。鑒于其重複侵權的情形,原告主張适用三倍懲罰性賠償,要求賠償300萬元。

被告則辯稱,原告在涉案商标注冊後未在中國開設專賣店,也未授權代理商銷售相應商品,故原告未以營利爲目的在中國使用涉案商标,無法與該商标建立唯一對應的關系。此外,目前市場上已存在多家同業競争者生産同款産品,被告對涉案商标的使用系正當、合理使用,故不構成對原告商标權利的侵害。

适用“懲罰性賠償”300萬訴請獲全額支持

上海浦東法院經審理後認爲,涉案商标具有較強的顯著性,且經過原告及其合作商家的持續使用和廣泛宣傳,已經能與原告建立唯一對應的關系。被告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涉案商标相同标識的行爲,侵犯了原告的注冊商标專用權。
爲查明被告因侵權行爲的獲利情況,法院責令其提交有關銷售數據、财務賬冊和原始憑證,但其拒絕提交,已構成舉證妨礙。法院在審理中遂采用優勢證據标準予以認定。
法院認爲,根據被告微信宣傳的内容,足以證明侵權商品的銷售量,被告對其宣傳内容不能舉證否定真實性的,應當支持原告主張,而對于侵權商品的單位利潤,可以結合案外同類産品及被告的自認酌情确定。經認定,被告的侵權獲利在101.7萬元至139.5萬元之間。

同時,新《商标法》規定,對惡意侵犯商标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根據權利人實際損失、侵權人侵權獲利、商标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所确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賠償數額。

本案中,被告曾因涉嫌侵害原告其他商标及專利權利而被原告警告,後與原告簽署和解協議承諾不再從事侵權活動,卻又再次被發現實施涉案侵權行爲。被告原樣仿冒原告的商标和産品,通過線上、線下多種渠道銷售,且産品還存在質量問題,其行爲符合懲罰性賠償關于“惡意”和“情節嚴重”的适用要件,法院最終确定了三倍的懲罰性賠償比例。因侵權獲利的三倍已超過300萬元,超過原告主張的賠償金額,遂判決全額支持原告訴請。

系上海首例判決 對類案審理具有參考價值

2013年,修正後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對“懲罰性賠償”進行了規定,這是知識産權領域首次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該制度旨在提高侵權行爲代價,扭轉此前“維權成本高、侵權代價低”的局面,有效減少侵權行爲的發生。

不過,即便放眼全國,司法實踐中直接适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侵權人判定高額賠償的案例卻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适用該制度的兩個條件較難确定:
一是侵權人主觀“惡意”和侵權情節客觀“嚴重”的确定難;
二是作爲加倍計算的基數“權利人損失”“侵權人獲利”等的确定難。

在法律規定較爲原則的情況下,本案作爲上海首例知識産權侵權懲罰性賠償案件,對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适用條件審查、賠償基數确定等方面均進行了積極探索,不僅對類案審理極具參考價值,而且對知識産權司法保護力度的持續增強乃至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構建同樣具有重要意義。